“传国玉玺”作为古代皇权正统的象征，自秦始皇铸造以来便代代相传，可惜的是目前已经下落不明，甚至有可能在五代十国时期，便已经随着后唐末帝李从珂的纵身一跃而毁于大火。虽然此后“传国玉玺”也曾出现，但却极为蹊跷，而宋朝以来的皇帝，更是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淡化“传国玉玺”的影响力，或许正是与传国玉玺的丢失有关。
秦始皇铸造的“传国玉玺”究竟传承，极可能随李从珂葬身火海
传国玉玺的原材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和氏璧”，此壁产于楚国，但后流落至赵国，至于如何到的秦始皇手中，史料并无记载。不过，李斯在秦王政十年（前年）的《谏逐客书》中提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这里的“随、和之宝”指的便是“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璧”两件宝物，可见在此之前和氏璧已经落入秦国手中。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年），随着齐国不战而降，秦国遂一统天下，秦始皇于是去王号、称皇帝。同时，命令李斯以小篆雕刻传国玉玺，正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应氏汉官》、《皇甫世纪》记载为“受命于天，既寿且康”），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自此“传国玉玺”开始成为皇位的象征。
然而，秦国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仅仅立国十五载便宣告覆灭。秦子婴元年（前年），沛公刘邦攻入关中，驻军于霸上，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于是身着白衣出降，献“传国玉玺”于刘邦，秦国就此灭亡。后刘邦击败项羽，称帝建立汉朝，“传国玉玺”于是在汉朝代代相传。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新，彼时孺子婴年幼，“传国玉玺”被藏在长乐宫太后王政君处，王莽便让安阳侯王舜去向太后索取玉玺。根据《汉书》记载，太后王政君虽然不满侄子篡位，但被迫之下还是不得不拿出了传国玉玺，“投之地以授舜”，结果玉玺被摔破了一角，王莽于是令工匠以黄金补之（但《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并未记载玉玺崩坏一角，因而此事存疑）。
新朝末年，王莽兵败被杀，禁卫军校尉公宾将传国玉玺献给了更始帝刘玄，后更始帝刘玄又于（25年）被杀，传国玉玺又落到了刘盆子手中。再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刘盆子手捧传国玉玺献于光武帝刘秀。刘秀建立东汉之后，“传国玉玺”便在东汉皇帝手中流传。
东汉末年，董卓为祸朝纲，“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孙坚率军攻破洛阳。根据《吴书》记载，孙坚于洛阳得传国玉玺，后孙坚被黄祖射杀，而藏在其妻吴氏处的传国玉玺，则被袁术夺走。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献于汉献帝，传国玉玺重归汉室，实际则被“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掌握。
汉献帝延康元年（年），汉献帝被迫禅位于曹丕，传国玉玺又落入曹丕手中，曹丕则令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此事出自《辽史》，存疑），以证其非“篡汉”。后司马炎篡位，传国玉玺又落入司马炎手中。
西晋永嘉五年（年），前赵刘聪俘虏晋怀帝司马炽，玉玺又归于前赵。年，后赵石勒攻灭前赵，石勒又命人在玉玺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后冉闵篡夺皇位建立冉魏，玉玺又落入冉魏手中，后冉魏向东晋求援，传国玉玺被东晋将领骗走，连夜以三百精兵护送至建康，传国玉玺重回司马氏手中，此后随着王朝更迭，“传国玉玺”先后流传于宋、齐、梁、陈，隋灭南陈之后，传国玉玺又落入杨坚手中。
大业十四年（年）三月，隋炀帝杨广于“江都兵变”中被杀，萧皇后携隋炀帝孙杨政道及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直到贞观四年（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萧皇后与隋炀帝孙杨政道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玉玺这才重新返回中原，落入李唐手中。唐末天下大乱，朱温于天祐四年（年）废唐哀帝，夺传国玉玺，建立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勖攻灭后梁，传国玉玺转归后唐。
后唐清泰三年（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联合契丹兵临城下，李从珂见大势已去，于是带着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以及儿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遂亡，而“传国玉玺”也就此下落不明。
此后“传国玉玺”虽多次现身，但均极为蹊跷
由于后唐末帝李从珂的纵身一跳，传承长达一千余年的“传国玉玺”就此失踪，此后虽然时有“传国玉玺”离奇出现，但出现的均极为蹊跷，往往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因而饱受质疑。
1、宋哲宗时被农民发现。就在距离传国玉玺失踪长达一个半世纪以后，北宋哲宗时期，“传国玉玺”竟然再度出现。按照记载，当时有一个名叫段义的农民在耕田时无意发现传国玉玺，于是将其送至朝廷。后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个玉玺就是始皇帝制造的那一方。不过，这个说法却遭到了朝野大量有识之士的质疑，而这方“玉玺”也最终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中，与徽钦二宗一起被金国掳走。
2、元朝时突然现身大都。元朝至元三十一年（年），元世祖忽必烈驾崩，而“传国玉玺”则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大都，而且叫卖于市，最后被权相伯颜命人购得。不过，忽必烈去世之后，元朝出现了皇位争夺事件，伯颜此举或许有借“玉玺”稳定局势的嫌疑。蹊跷的是，伯颜后来又将收缴的各国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了王公大臣们刻制私人印章，而此后再无关于“传国玉玺”的可靠消息，因而有人推断即使传国玉玺真的出现，也极可能毁于伯颜之手。
3、清初蹊跷现身内蒙古。后金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年）四月，皇太极彻底攻灭漠南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与母亲献“传国玉玺”出降，不过根据史料记载，这方玉玺上篆刻的却是“制诰之宝”四个字，显然与史料记载的不符，因此普遍认为这方玉玺并不是秦始皇的那方“传国玉玺”，而乾隆皇帝更是亲自考证，钦定其为赝品。
这三次传国玉玺的出现，除了宋哲宗那次之外，后两次显然具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因此这三次发现的传国玉玺，是否是秦始皇时的那方，目前仍然存疑。
皇帝宝玺接连出现，使得传国玉玺意义被淡化
由于传国玉玺的丢失，以至于很多皇帝都曾重新制造各种玉玺，从而使得传国玉玺的正统意义被持续淡化，尤其是在北宋以后，这种象征意义彻底被淡化。
唐初，由于传国玉玺流落于突厥，太宗李世民于是命人刻了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
后晋天福三年（年）七月，石敬瑭又下令造受命宝，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为文。
后周广顺三年（年）二月，郭威因无法找到传国玉玺，于是又下令造宝玺两方，一方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为文，另一方以“皇帝神宝”为文。宋仁宗庆历八年（年）十一月，又下令制作皇帝钦崇国祀之宝。
而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更是直接下令增刻印玺十方，虽然有人认为这是画蛇添足，但宋徽宗此举无疑有淡化传国玉玺地位的深意在内，而这也从侧面说明宋哲宗那方印玺，极有可能是假的。
到了明清两朝，经过历朝历代的努力，“传国玉玺”地位已经下降到了极点，虽然仍时有“传国玉玺”的消息出现，但大多已经被证伪，且除了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其余皇帝对此已经不太重视，例如明弘治十三年(公元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也正因此，明清两代增刻的印玺相当多，在此就不一一罗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