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干精神包含着爱护百姓的仁爱之心和敢于直言进谏的勇敢，这种精神在唐代有的见于史料，有的见于诗文。唐太宗亲自凭吊比干，体现了传承传统、表彰忠义、教育民众、成就明君的意义。
科举文学里，虽然比干精神不是主要命题，但主考官和考生都表达了对他的赞扬。唐诗中有四首直接赞扬比干精神，肯定了它的永恒价值。
来看史料中的记载。《旧唐书·太宗本纪》里写着，贞观十九年（年）二月乙卯那天，“追赠殷比干为太师，赐谥号忠烈，下令为他修墓、葺祠堂，春秋两季用少牢进行祭祀，太宗还亲自写文章祭奠他”。
可以说是非常盛大的政治活动了。唐太宗不仅下诏追赠、封墓给比干，还将祭祀制度化，并且亲自写了祭文。
据记载，在北魏孝文帝之前，没有帝王亲自撰文祭奠比干，《北史·高祖孝文帝本纪》中记载，太和十八年（年）“丁丑，到邺城。甲申，经过比干墓，亲自撰写祭文，树立石碑刊刻”。
虽然亲自写了祭文，但没有说要追赠，从这里可以看出唐太宗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太宗的追赠诏书被收录在《全唐文》里，题目是《追赠殷太师比干谥诏》。为了便于分析，现将全文摘录如下：
古代那些列国的丞相，汉王还想找到他们的后代；夷吾这样的霸主之臣，魏君还对他的墓地行礼。更何况正直的道理，比青松还孤独独特；忠诚勇敢的操守，能掩盖白玉的光彩呢！
比干呀，这位殷朝的少师，忠贞不二，品德高尚，他以公正诚信为准则，却赶上了乱世。看到国家衰败，他心急如焚；看到君主遇难，他痛心不已。他坚持正义，舍生取义，坚守气节。
这言论刚发出来，就轻视了别人的生命；滥用刑罚已成事实，就伤害了别人的身体。即便周王为他封墓，也无法挽救他酿成的大祸；即便孔圣称赞他仁爱，难道就能免除他被剖心的痛苦吗？本来就已经冤情深重，使上苍都为之悲痛。朕北巡赵地，东征辽东，经过长满茂盛庄稼的田野，缅怀梓树林立的家园。
我驻车停驻，望着这荒凉的坟冢，希望能成为他的臣子；我躬身施礼，追思那幽静的泉下之人，想要聆听他的谏言。怎么能让尽忠的大义，在史册中长久缺失；扬名的典范，在后世中没有听闻。应该赐予他荣耀的任命，来满足他的夙愿。
可以追赠太师，谥号忠烈公。朝廷派三品官员持符节祭奠，四品官员做副手，加高其坟墓，修缮祠堂。当地州县在春秋两季，用少牢之礼祭祀，赐给附近五户人家，让他们跟随祭祀并负责打扫。
诏文可分三层，第一层夸比干，第二层说原因，第三层讲内容和规格。
仔细品味诏书可以发现，唐太宗追赠殷太师比干是有深远用意的。一是继承传统。诏书开头所说的“希望各国的丞相，汉主还在寻找他们的后代；夷吾是霸主的大臣，魏君仍然尊重他的坟墓”，其目的是表明自己追赠、祭奠比干是有根源的，前朝已经有君主尊重圣贤的传统。
“望诸”是乐毅，“夷吾”是管仲，他们都深受后世君王敬重。以乐毅为例，他的功绩使子孙得到福荫。《汉书·高帝纪》记载，汉高祖十年（公元前年）九月，“又问：‘乐毅有后人吗？’找到了他的孙子，封在乐乡，号华成君”。
前朝的成功范例常被后世当作学习的榜样，太宗此举似在借鉴汉主、魏君尊重贤能的做法。这一点在他的《祭比干文》中“式遵故实，爰赠太师”的表述中也得到了印证。
第二，旌扬忠义。唐太宗之所以追赠并吊祭比干，并非因为他是王族，而是因为他有“正直”“忠勇”“怀忠蹈节”的气节。殷末乱世，“道丧时昏，奸邪并用，暴君虐主，正直难居”，比干没有明哲保身，而是“湣其邦之殄悴”“惜其君之覆亡”，以强烈的责任心选择了“以死争”。
比干知道自己“以死争”的结局，因为微子走了，箕子也疯了，所以有了《括地志》里“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的感慨。
难怪唐太宗在《祭比干文》中感叹道：“奋不顾身，有死无二，能做到这种地步的人，很少啊！”这种做法对他的君主来说是忠诚，对他的百姓来说是仁义，是一种忘我的忧国忧民精神，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仁的原因。
三是教育世人。唐太宗在这次追赠、吊祭活动中，不仅是为了肯定和弘扬比干“正直”“忠勇”的精神并让其“流传后世”，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有利于自身的长治久安。
可以说这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关键意义。《礼记·祭统》中说：“治理百姓的方法，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礼有五经，而祭礼最重要。”
祭祀在“治人之道”中很重要，白居易《议祭祀》中也说过：“臣听说祭祀的意义，大概有三：祭天祭地，是为了让人知道要报答根本；祭祀圣贤，是为了教导人要崇尚道德。”
“祭祀之事，能祭于祖考，所以教人为孝也。若此三者，行于天下，则万人顺，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也。”可见，祭祀本身也是一种教化活动。唐太宗意在以比干为楷模，“训人崇德”，为当时官人确立学习的道德标准。
其四为志成明君。比干精神是任何时代官人队伍建设所需的主导精神。贞观年间推行文德政治，因此作为君主的李世民才会担忧“尽忠之义”失传、“扬名之典”无闻，唯有“愿以为臣”“思闻其谏”，才能开创盛世，避免重蹈纣王后尘。
通过对比“明主”和“暗主”的结局，就能明白唐太宗希望自己能像“明主”一样，“思短而长善”，那怎样才能做到呢？需要重视“招谏之道”。这样一来，他对“比干剖心于辛纣”的反思就不难理解了。总之，唐太宗对比干的重视真是煞费苦心啊。
对于“忠”的理解，魏征有自己的观点，具体内容如下：《旧唐书·魏征传》中记载，魏征再次拜谢说：“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而不要让我做忠臣。”
皇帝问：“忠和良有什么区别呢？”魏征说：“好的大臣，就像稷、契、咎陶这样的人。忠诚的大臣，就像龙逢、比干这样的人。好的大臣能让自己获得好名声，君主得到显耀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穷。忠诚的大臣自身遭受杀身之祸，君主陷入大恶，国家灭亡，只有空名。从这方面来说，差别就很大了。”
魏征觉得比干之“忠”不值得提倡，原因很简单，对自己来说，会“身受诛夷”；对君主来说，会“君陷大恶”；最后落得“家国并丧，空有其名”的下场，这跟他心中的良臣完全不一样。
魏征之所以大力推崇忠良，贬斥奸佞，可能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旧唐书·魏征传》中记载，魏征最初是李密的书记官，后来又成为窦建德的起居舍人，接着是李建成的洗马。直到玄武门之变后，他才开始辅佐太宗。由此可见，魏征与比干为纣王尽忠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从表面上看，他似乎与忠诚相去甚远。
然而，如果纵观魏征和唐太宗的交往，就会发现魏征所谓的忠诚和良好的名声虽然不同，但实际上是一样的。魏征性格刚直，“不屈服”，所以经常“在朝廷上侮辱”太宗。
魏征敢于在朝廷上直言进谏，是因为他认为太宗有过错。比如“长乐公主将下嫁，太宗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但魏征认为，情和理不能等同，更不能因为情而废弃理，应该遵循汉明帝分封儿子的例子，给公主的封赏只有长公主的一半。
长孙皇后听说了这件事，评价道：“我常听陛下夸赞魏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今天看他用礼仪规范来约束陛下的情感，才知道他真是国家的重臣啊！我和陛下是从小结发的夫妻，一直承蒙陛下的恩爱，每次说话都要先看陛下的脸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何况魏征作为臣子关系疏远，还能这样直言进谏，陛下不能不听从啊。”
与皇后“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相比，魏征的“抗言”无疑是“正直之道”“忠勇之操”，跟比干主过则谏差不多。魏征类似这样的情况甚至比这更严重，这在史书中多有记载，甚至曾让太宗大怒道“会须杀此田舍翁”。
可以说，魏征的言行和比干一样正直，这就是比干所说的忠。长孙皇后称赞“君主英明，臣子才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是因为陛下圣明啊”，这话说得太对了！其实，臣子的贤能忠诚与君主的昏庸明智紧密相连，贤臣多出现在太平盛世，忠臣则多见于乱世。
唐代实行科举制，通过特定文体的考试来评估应试者的综合素养，这使得文学成为了士人入仕的途径。无论是主考官出题还是考生应答，都涉及到比干精神。
比如《文苑英华》卷四七三收录的独孤及的《策秀才问三道》第一道中就有“而微子去，太公投竿，伯夷采薇，这三者哪个更符合道义呢”，这是对儒家价值观标准的探讨，不过文献中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时候被提出的。
独孤及设问的依据是“儒有安身以全德，有杀身以成仁，有狥名以行己，有忘名以救物，虽俱出于儒墨，而用之不同”，问题中的比干、微子、太公、伯夷则分别以“死”“去”“投竿”“采薇”的方式，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取向。
但儒家都以义来对待它，是圣人立言时没有操守吗？还是这四个人中有不义之人呢？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是，如果把干预伯夷当作义，那么微子和太公会怎么评价呢？
《文苑英华》卷四七四收录了白居易的《试进士策问》五道，根据题下双行小注可知，这些问题是“元和二年为府试官所作”，其中第二道有“桀无道，龙逢进谏而死”。
纣无道，比干强谏而死，他的正直可谓至极了，难道这是委屈自己的史官记载的吗？
遗憾的是，这两份策问的应试对策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也不敢轻易判断其中对比干精神的态度。虽然有些试策没有以比干设问，但考生们还是在回答中表达了对其精神的高度认可。
建中元年（年）与大和二年（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试时，姜公辅、刘蕡在对策中都提到了比干精神。
姜公辅在对策中说“比干知道死亡的意义，还说要陷君主于不义”，以此来表明自己“要听从正直的谏言”的精神；刘蕡的对策不仅让主考官“赞叹佩服，认为汉朝的晁错、董仲舒都无法与之相比”，还让“坚守正道的人，传阅他的文章，甚至有人相对而泣”。
比干的仁心和忠勇在唐朝得到了认同，唐太宗追赠他，亲自祭奠他，魏征践行他的直谏精神，周憬在比干庙自刎，这些都是对比干精神的体认。
此外，在文学作品里，不管是专门吟咏比干的诗歌，还是并非以比干为主题的应考文学，也都对比干精神进行了赞扬。
这些不同的接受方式，表达了相同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比干精神已超越了特定时期的限制，成为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