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夏县师冯汉代窑址发掘简报
选自《考古》年第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海大学历史系、夏县博物馆
师冯窑址位于山西省夏县师冯村西0.5公里的坡岭之上。岭上有东汉时期的一处墓地,现存5个墓冢,称为师冯汉墓群,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年初,当地村民修整土地时,在其中一座汉墓封土堆旁侧挖出一座窑址,发现了部分钱币叠铸陶范。夏县博物馆闻讯后派员赶赴现场,对暴露的窑址进行了调查,判明其为古代铸造货币的遗址。随后,为了弄清墓葬与窑址的关系,了解窑址的形制、时代、性质等情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夏县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现将此次工作的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一、遗址概况
师冯村西的坡岭属于古代鸣条岗的一部分,其东北约4公里处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禹王城遗址。窑址位于两条南北向自然沟壑相夹峙的坡岭之上(图一)。此坡岭东西长约、南北宽约米,其上分布有大小5座墓葬封土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田整地运动中,所有墓冢的顶部和周围边缘都被人为挖毁,原本平面呈圆形的墓葬封土缩减为方形土堆。现今3号墓的封土已基本上夷为平地,其他墓葬封土尚存。这5座墓葬于20世纪90年代尽遭盗挖,经现场调查,1号墓、3号墓边发现了不少长条形青灰色砖,当为砌筑墓室所用。另外,在1号墓的盗洞边还发现有个别楔形砖残块,应是砌筑拱券所用。从发现的砖及陶器残片来看,其时代约为东汉时期。这5座墓葬分布集中,时代接近,可能是一处家族墓地。
此次发现的窑址位于1号墓封土的东南角,编号为XSY1、XSY2(以下简称Y1、Y2)。1号墓封土现存高5米,在其北面暴露出平面略呈方形的夯土墙,东墙及东南转角、北墙大部、西墙的一小部分还有保留,其余部分皆遭到破坏,东北角被现代盗洞挖毁。这处较为规则的夯土墙与Y1、Y2同样被叠压在1号墓的封土之内,在当年平田整地时已经发现,此次清理窑址时也有显露。从保存相对较好的东墙北部来看,夯筑得较规整,土质纯净,无杂物,夯窝为圆形平底状,直径7.5～8、深2厘米,夯层厚7～10厘米不等;墙体现存高2、底宽0.85、顶宽0.7米。目前可见西墙长5米,北墙长13.3米,东墙(东北角外又向北延长了一小段)长9米(图二)。此墙的夯筑方式与相距不远的禹王城遗址的城墙[1]较为相似,只是夯筑硬度不及后者。
此夯土墙与Y1、Y2同样建在生土之上,两者相距甚近。夯土墙外及窑址坑口之上原地表的地层堆积状况大体相同,均为夹杂瓦砾的土层、较纯净的灰土层、黄色填土层依次叠压,年代上当属同一时期。在1号墓的封土堆下有此类文化层叠压,其周围地表亦可见到陶片、瓦片。但与1号墓东西并列的2号墓,封土内及周围地表仅可见到极少量的碎陶片,而3号墓、4号墓、5号墓的封土内及周围地表完全不见陶片。这些情况说明此处窑址的面积不大。由于发掘时间较短,我们仅在窑址范围内进行了清理。夯土墙内因叠压在墓葬封土下,工作量过大而未加以发掘,其具体情况不明。
二、遗 迹
窑址为南北向排列,是两窑相连的地坑式窑,Y1、Y2共用一个工作坑(图三)。Y1为南北向,从生土表面向下挖成,由工作坑、火膛口、火膛、窑室、烟道等部分组成。工作坑平面呈长方形,上口长2.24、宽1.8米,底部长2.04、宽1.6米,深1.8米,四壁较规整,底部稍有不平;坑底有一层踩压过的灰土,靠近火膛口处厚达10厘米,向南逐渐变薄。火膛口开在工作坑的北壁,位置略偏东,距东壁0.4、距西壁0.55、距底部0.14米。火膛口略呈拱门状,宽0.7、高0.63米,底部平直,两壁微缩,顶部下缩略大,其四壁烧结呈琉璃状。火膛口向北延伸0.5米后进入火膛。火膛向北逐渐扩大,整体呈喇叭形,底部平直,四壁烧结呈青灰色,入口处已呈琉璃状,总长1.4、宽0.6～1.2、高0.5～1.4米,火膛底部有一层厚约0.1米的灰白色草木灰堆积。火膛之北即为窑室,平面为长方形,顶部已残,直壁,平底,壁面烧成红烧土硬面,长1.62、宽1.33米。窑室底部距原始地表深1.4米,比火膛底部高出0.44米。在窑室北壁有三条上下垂直的烟道,左右间距均为22厘米,是在北壁生土上挖成,再外加土坯封砌。烟道横断面呈长方形,长17、宽15厘米;封砌烟道的土坯长35～36、宽18～18.5、厚5～9厘米。烟道上部已残,底部有深16厘米的垢窝。在中间烟道北侧原地表处有一斜向的长方形凹坑,长28、宽18、深10厘米,口略大于底,此坑内积满纯净的黑色灰土,用途不明。
Y2的形制、结构等都与Y1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火膛、窑室、烟道均在南面。Y2的工作坑与Y1共用,虽属同一整体,但底部平面略有高低差别;Y2的工作坑底面要低于Y1约14厘米,且底部没有发现踩压过的灰土层,从坑内堆积情况来看,是Y2底面打破了Y1底面。Y2工作坑内的东壁偏南处底部有一略呈长方形的小坑,长0.25、宽0.2、深0.2米,其用途不明。火膛口位于工作坑南壁,位置略偏东,距东壁0.4、距西壁0.7、距底部0.4米。火膛口略呈拱门状,宽0.45、高0.43米,向南延伸0.43米后进入呈喇叭形扩展的火膛。火膛顶部因被一条东西向的近代道路打破而形制不清,底部不平,可能尚未修建完成,长1.48、宽0.48～1.5米。窑室位于火膛南面,平面呈长方形,四壁上部较规整,下部及底部形状则皆不规则,长1.7、宽1.5米。从火膛开始至窑室南壁,底部呈弧状锅底形,且表面凹凸不平,南壁无烟道,整个火膛及窑室四壁都没有烧过或其他使用过的痕迹。从周围地形观察,Y2窑室南壁外2米即是沟壑边缘,原地表呈坡状向南倾斜。因地势偏低,Y2的火膛略深,特别是窑室底面低于Y1达0.8米。窑址内的回填堆积在各部分有所区别。Y1、Y2的火膛内均堆填木炭灰,未见其他遗物。Y1的窑室内有经火烧后呈黑红色的硬土块及砖残块,推测可能是窑室顶部倒塌所致,未见其他遗物。Y2的窑室内除少量碎砖外也无其他遗物出土。工作坑内的堆积则较为复杂,绝大部分遗物均出土在这里。坑内堆积共有13层,从堆积状况和包含物等方面分析,可区分为上、下两大层(图四)。上层即笫1层,厚0.5～1.4米,皆为建筑废弃物堆积,筒瓦、板瓦、瓦当、残砖块及部分陶器残片满布其中,而未见炉渣和范渣。下层包括第2～13层,基本上是由炉渣层和碎范块组成的范渣层相互叠压堆积而成,范渣层略厚,炉渣层稍薄;整体堆积情况是西南角较厚,然后呈辐射状向坑内散开。其中,第2、4、8层为纯炉渣层,第3、7、9、12层为纯范渣层,第5、10层为夹杂少量炉渣等的范渣层,第6层为夹杂少量碎范块等的炉渣层,第11层为夹范渣、炉渣的杂土层,第13层为夹杂范渣、炉渣的木炭灰层。在第10层以下的堆积中多包含有炭屑、铁渣锈结块、土坯和砖瓦残块、琉璃状烧结块、钳锅残块、浇铸过及未浇铸过的钱币叠铸陶范块、烧坏变形的陶范块、其他陶范碎渣、陶器残片等等。从总体情况看,下层均是与烧窑、铸造等活动相关的废弃物堆积,各小层相互叠压,包含物性质相近,它们应是在较短时间内堆填形成的。
三、遗 物
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砖、瓦、陶器、陶范以及炉渣、铁渣、钳锅残片等与铸造活动相关的遗物。两个窑的火膛内均无遗物出土,窑室内只发现了较残碎的砖等。工作坑为两个窑共用,绝大部分遗物出土在其回填堆积中,下面按前述上、下层分别加以介绍。
(一)上层堆积的遗物
瓦当15件。皆为“长乐未央”文字瓦当,当面文字的书体和笔法略有不同。均泥质灰陶,多已残缺。制作时先分别加工瓦当和瓦筒,再将二者粘接在一起,在接合部尚可见到粘接时抹泥的痕迹。瓦筒内面多饰有布纹,外表面饰绳纹。直径12～13、厚1～2厘米。上层标本∶40,瓦当边框微残。直径12.5、厚2厘米(图五,3)。
筒瓦残片极多,仅1件保存完整。唇部的形状略有不同。皆泥质灰陶。外表面饰粗绳纹,内面饰布纹。上层标本∶7,较完整。通长34.5、宽12、高7.2、厚1.1、唇长2.4厘米(图六,2)。
板瓦 残片极多。皆泥质灰陶。外表面均饰粗绳纹(图五,1);内面纹饰有四种,一为布纹和斜方格纹,一为布纹和菱形细方格纹,一为布纹和菱形几何纹,另一种是近似粗绳纹的菱形几何纹(图五,4～7)。长边均残,宽15～17、头端厚1、中部厚约1.3厘米。
几何纹方砖 可复原1件,另有几件残块。均泥质灰陶,一面光素,一面饰有“回”字状菱形几何纹。边长25.5、厚2.8厘米(图五,2)。
长条形砖数量较少,多已残碎。泥质青灰陶。多长方形,制作规整。上层标本∶23、24,较完整。长33、宽16、厚5.5厘米。另有一件呈弓形,长24～27.5、宽8.5、厚6.5厘米。
楔形砖仅出土2件残块。上层标本∶32、33,泥质灰陶。宽16、厚4.5～5.5厘米。应为墓葬用砖,可能与师冯汉墓有关。
陶盆仅1件可复原。上层标本∶6,泥质灰陶。宽沿微卷,唇面微凹,鼓腹下收,平底。腹部拍印有两周规整的菱形纹。口径40、底径17.5、高20厘米(图六,3)。另还出土不少口沿残片,宽平沿或微卷沿,唇面微凹,颈部或有一周附加堆纹。口径28～46厘米(图六,1)。
陶壶仅发现数量不多的口沿和颈、肩部残片。上层标本∶9,泥质灰陶。口微侈,直唇,宽沿内凹(图六,5)。上层标本∶10,泥质灰陶。长颈略束,广肩。器表饰凹弦纹(图六,4)。
陶甑 只有少数底部有穿孔的器物才能确定为甑,其口、腹部形态应与盆基本相同,所发现的盆口沿中应有部分为甑。均泥质灰陶。
此外,还出土不少器底残片,平底或圜底,可能属盆、壶、罐等类器物(图六,6)。
(二)下层堆积的遗物
筒瓦数量较少,主要见于Y2工作坑内,残甚。下层标本∶56,泥质灰陶。内面饰布纹,外表面饰绳纹,经抹平而较稀疏。残长21、筒径14.5、厚1.1厘米。在筒瓦内面不规则地涂抹一层厚1.5厘米的草拌泥,已烧成黑灰色;外表面也涂抹有草拌泥,且为两层,每层厚2～3厘米,已烧成黑灰色,越靠下越接近琉璃状。推测这种筒瓦可能属于鼓风管之类残件,是铸造用品而非建筑构件。
钳锅3件。下层标本︰44，残甚，出土于Y2工作坑内。由三层草拌泥制成,里面两层已烧成灰褐色,外表则烧成黑灰色。口沿平直,底呈圆弧状。口径约19、残高14、厚6.5厘米。
土坯可复原8件,另有若干残件,主要出土于Y1工作坑底部。皆呈黄色,制作较粗糙。下层标本∶28,形制与Y1内封砌烟道的土坯一样,应作此用。长36、宽18、厚6厘米。下层标本:39,可能为筑窑所用。长36、宽18、厚9厘米。
铁质五铢钱 多数出土于Y1工作坑底部。保存极差,多已残碎;基本完整者有11枚,均严重锈蚀,无法制作拓片。从残留笔划看,钱文应为“五铢”(图七)。
五铢钱叠铸陶范数量较多,均出土于Y1、Y2工作坑下部的范渣和炉渣堆积中。从工艺流程的角度看,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已经烘烧但尚未浇铸过的范,未发现完整器,保存最高者为25厘米,有少量范块在烘烧时变形。皆夹细砂泥质陶,大多呈黄色,有的局部呈青灰色,应是烘烧时火候不均造成的。叠铸范采用多件范块上下叠放在一起,有榫卯相合以防止移位,共用一个位于中部的主浇道。范的外表涂抹有草拌泥。第二类是已浇铸使用过的残碎范块,大多为叠铸范的底范块和有浇铸口的顶范块,在少量标本的浇铸口及底范块的中浇道处都发现有铁液残痕。这类碎范块的质地与第一类相同,只是多了一道浇铸的工艺,为了取出铸件而需打碎叠铸范,碎范块即遭废弃。从范上的浇铸痕迹观察,约有半数已浇足,尚有部分还存在浇不足的情况。
而从平面形制来看,这批五铢钱叠铸范有五种不同类型。第一类如下层标本∶32,范面周边有两榫两卯对称分布。范长9.2、宽6.8、厚0.7厘米,币径2.7厘米,长圆形主浇道孔径0.9～1.5厘米;此类范的钱币印模有五种不同的排列方式,穿上皆有横画(图八,1)。第二类如下层标本∶33,范面周边有两榫两卯对称分布。范长7.2、宽7.2、厚0.6厘米,币径2.6厘米,长圆形主浇道孔径0.8～0.9厘米;此类范的钱币印模有八种不同的排列方式,穿上皆有横画(图八,2)。第三类如下层标本∶37,范面周边有两榫两卯对称分布。范长7.2、宽6.5、厚0.6厘米,币径2.5厘米,圆形主浇道孔径0.9厘米;此类范的钱币印模仅见一种排列方式(图八,3)。第四类如下层标本∶38,范面周边有三榫三卯对称分布。范长7.1、宽7.1、厚0.7厘米,币径2.8厘米,长圆形主浇道孔径0.8～1厘米;此类范的钱币印模有三种不同的排列方式(图八,5)。第五类如下层标本∶31,范面周边有三榫三卯对称分布。范长7、宽6.5、厚0.6厘米,币径2.6厘米,长圆形主浇道孔径0.8～0.9厘米;此类范的钱币印模有三种不同的排列方式(图八,6)。从出土的数量看,第一、二类占绝大多数,范面钱币印模的形制皆相同。
六角承陶范仅有零星出土,均极残碎。保存最好的一件为下层标本∶11,范长13、宽12、厚1.8、残高3.5厘米,六角承内圆径6.7、厚0.5厘米,主浇道孔径0.9厘米(图八,11)。这类范基本上都是外抹草拌泥的底范,带浇铸口的顶范仅发现1件(下层标本∶12),其主浇道位于范的边缘部位(图八,9)。这种六角承叠铸范在禹王城遗址内多有出土[2]。
圆承陶范数量极少,极残碎。外形与六角承范相似,皆为外抹草拌泥的底范残块。这种叠铸范在禹王城遗址内也出土较多。
轮形构件叠铸陶范3件,皆残,出土于Y2工作坑的底部。下层标本∶24,灰褐色。复原后的轮内辐条共11根。直径9.6、厚1.3厘米(图八,12)。
鼎形器叠铸陶范数量不多,皆残碎严重。包括内、外范。下层标本∶29,内范。平面呈桃形,主浇道位于桃尖处,周边设有四个榫;鼎范位置在桃形中部,范芯座呈覆锅状,双耳凹入。范块长13.2、宽11.4、厚3.6厘米,顶、底明显收分。主浇道呈圆形,直径0.9厘米。范芯直径7.4、高3.5厘米;双耳内窄外宽,内宽2.8、外宽3.9厘米,上下收分明显(图八,4)。下层标本∶30,外范。平面形状与内范相同,周边设有四个卯,与内范之榫相对应,鼎身外凸。范顶面长13.3、宽11、高4.4厘米,顶、底收分达0.6厘米(图八,10)。这类鼎形器叠铸范的外表涂抹草拌泥,范块上多可见到浇铸痕迹,部分地方残留有粘连的铁液,范芯多已断离。鼎形器叠铸范与钱币叠铸范的工艺要求一样,浇铸完成后需要打破范才能取出所铸器物,故外范的残损程度远比内范严重得多。经过对范块的拼对复原,可知所铸铁质鼎形器为平沿,直口,直腹下斜内收,平底,下有较矮的三足,双耳外撇。上腹部饰一周折线纹。口径14.6、耳高2.4、足高0.6、通高10.6厘米。圆盘状陶支垫 较完整者5件,另有较多残块。下层标本∶62,细泥质,均为未经烧制的泥坯。面平而呈圆形,上大下略小,其下有相连的三矮足。直径10、足高2、通高3.5厘米。其大小与钱币叠铸范略同,推测是用来放置铸钱范以利于阴干(图八,8)。这类器物在禹王城的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址中多有出土,大小相异,多已经过烧制,呈青灰色的陶质。
用途不明的陶范 下层标本∶48,已残为5块。青灰色,顶面光洁平整,侧面也较规整,底部涂抹草拌泥,已经过烧制。在其表面刻有两周不规则的方形矩线,线内有黑色烧痕,但不是完全分布。长13.5、宽12.5、厚2.5厘米(图八,7)。下层标本∶49,形制与上一件相同。长16、宽15、厚3.5厘米。此类范的用途不明,不知所铸为何种器物。
其他还出土有数量极少、器形不明的碎陶片,以及大量炉渣、铁液残块、木炭条、炭块、琉璃状烧结块、经火烧过的黑红色硬土块等等。
四、结 语
此次发掘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发现的许多遗迹和遗物颇具特点,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从河南温县[3]和夏县禹王城所发现汉代窑址的情况来看,Y1应是一座烘范窑。Y2同样也是作为烘范窑来修建的,只是未完工使用,这从Y2的形制不规则、火膛至窑室底部凹凸不平以及未见使用痕迹等方面都可以明显看出。至于开始修建Y2之时,Y1已经停止使用抑或仍在使用,我们无法判断,但Y2晚于Y1是有明确地层证据的。从整体上看,该窑址(Y1、Y2)是在被废弃后一次性回填的。从回填的堆积物来看,层次清楚,各层均不厚,表明其铸造生产的规模不是很大。在禹王城的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址,这种两座窑址的工作坑连为一体的情况也有发现[4]。但师冯窑址中有一座窑尚未修建完成,较为特殊,鲜见于报道。
师冯窑址出土的铁钱虽然朽蚀严重,保存极差,但从残留的笔划来看,其文字应为“五铢”。再从五铢钱叠铸范来看,其上尚残留有铁液渣,在窑址回填堆积中还发现不少残铁钱与碎范块粘连在一起的情况。各种迹象表明,此窑址的钱币叠铸范应是用来铸造铁质五铢钱的。目前发现了不少汉代铁钱,但多为半两钱,五铢钱则较为罕见。年在禹王城遗址内庙后辛庄村外西南百米处,当地村民挖水渠时曾发现铁质钱币[5],从形制上看似为五铢钱,但朽蚀严重,无法辨明文字,还不能确证。结合此次发掘的资料来看,在两汉时期的河东郡显然铸造过铁质钱币。
从规模上看,师冯窑址的范围不大。据当地村民介绍,20世纪70年代在1号墓南侧修路时,也曾发现一座窑址,其位置应在Y2窑室的西侧,两窑相距约6米。在不大的范围内,集中分布有数座窑址,更有地面建筑的夯土墙与其紧密相连,这应是一处较为集中的铸造作坊遗址。
师冯窑址以铸造五铢铁钱为主,间杂铸造有鼎形器、六角承、圆承、轮形构件等。从出土的木炭条、炭块和火膛底部一层厚约0.1米的灰白色草木灰堆积来看,当时烘范所用的燃料应是木炭。从出土的琉璃状烧结块、炉渣等来看,浇铸时所用的燃料可能是煤炭。多采用叠铸范,由模具制出范块后,以榫卯相合,上下叠置,即用即废,铸造速度较快。
师冯窑址的时代可判定为西汉晚期,有如下证据。(1)从五铢钱叠铸范上的文字来看,“五”字交股弯曲甚大,左右几乎平行,上下两横多出头接于外郭或内郭;“铢”字的“金”字头略小,呈箭镞状等腰三角形,“朱”字头方折,“金”旁较“朱”旁略低。有“穿上横”的形式。从字体风格来看,具有昭宣时期“五铢”的整齐之风,而缺少武帝时“五铢”的劲霸之气。整个钱形规整,肉面光洁,笔画清晰。当然,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进入了衰世,元、成、哀、平诸帝所铸五铢钱与“昭宣五铢”区别不大,目前在大多数情况下尚无法准确区分。据此推断,师冯窑址的时代当在西汉昭宣时期至新莽之间。(2)所发现的六角承范、圆承范等,与禹王城西汉中、晚期铸铁遗址所出的同类陶范完全一致,师冯窑址的时代应略晚于禹王城或与之相当。(3)所出土的瓦和陶盆、壶等也与禹王城遗址所出同类器相似,其时代亦应相近。
师冯窑址的性质应非官窑,而是私铸作坊遗址,有如下证据。(1)规模很小,整个窑址的面积仅约平方米,作为汉代官营手工业作坊显然太小。与禹王城遗址中发现的汉代“东三”作坊(即河东郡铁官所辖第三号冶铸作坊)相比,无论规模、范围、形制等,都差别极大。(2)位置偏僻而狭小,交通不便。窑址位于鸣条岗的山坡上,处在两条南北向自然沟壑相夹峙之中,整个坡岭的面积仅略多于平方米,且地势不平,官营作坊显然不会选择这种狭窄之地。(3)使用时间较短,这从窑址的回填堆积可以明显看出,堆积不厚,砖、瓦制品较粗糙,所发现的叠铸范许多未经使用,浇铸过的范也有不少为废品,浇不足的情况较多。再考虑到其中一座窑未修建完成,可推测这是一处使用时间很短的铸造作坊,在使用期间因某种变故而突然废弃。(4)铸造工艺不配套,从范、模制作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和禹王城遗址汉代“东三”作坊所出同类型遗物一样,水平还不算低。特别是五铢钱叠铸范的工艺精细,字形规整,与禹王城所出者较为相似,应属同一种技术传统。但浇铸技术很不成熟。从技术角度而言,用铁浇铸钱币等较之用铜应该更容易,铁的熔点不高(约摄氏1度),流动性好,填充能力强。然而,师冯窑址所出很多范存在浇不足等不成功之处。五铢钱叠铸范上钱币印模的位置多有变化,可能是因浇不足而废品较多,然后不断改动模具的结果。
整体上将师冯窑址和禹王城遗址的相关遗存作比较,无论规模、形制、铸造工艺等,都差别极大。毫无疑问,禹王城遗址发现的是西汉中、晚期官营手工业“东三”作坊,而师冯窑址则是一处西汉晚期以私铸或盗铸货币为主的作坊。
执笔者张童心黄永久杨好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