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地方将目光聚焦于“红色资源保护立法”。湖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自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在四川、河南等地近期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立法保护红色资源”也成了关键词。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革命文物保护现状如何？如何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革命英烈故居、八路军兵工厂旧址，得益于相关立法而得到更好保护
杨家庄村，曾是革命老区山西省左权县的一个深度贫困村。因自然条件限制，该村在脱贫攻坚中需要整村搬迁，村子将复耕复垦。村委会主任找到县里反映了一个情况：村里有一个建于年的兵工厂，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太行山区较早建立的兵工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彭德怀、罗瑞卿等曾亲临指导工作。
得益于《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的规定，杨家庄村兵工厂作为革命文物旧址被整体保留。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杨家庄村兵工厂入选“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获得万元中央专项资金预算。兵工厂现存的文字资料少，当地进行了大量史料收集工作，通过对相关革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挖掘，特别是远赴北京、河南等地探访军工后人，还原革命历史来龙去脉，赋予革命文物鲜活生命力。最终不仅使兵工厂得到了保护利用，促进了文旅融合发展，还激发了全县其他村落保护革命文物的热情。
作为革命老区，山西红色文化遗址数量多、分布广、形式多样，既有战斗战役遗址，也有指挥部、医院、兵工厂、纪念设施等，未被发掘和保护的红色文化遗址也不在少数。
对此，山西制定实施了省级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条例》系统回答了“保护什么”“谁来保护”“如何保护”“如何利用”等问题，致力于构建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同时建立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红色文化遗址分级保护制度，与文物的4级保护平行；除了国家级文保单位外，所有红色文化遗址均按照认定标准纳入省、市、县三级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名录。据统计，山西共有余处红色文化遗址被纳入法治轨道加以保护利用。
和杨家庄村兵工厂类似，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的陈客嫲烈士故居，得益于近年来实施的《龙岩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规定，最终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利用。当地市、县两级政府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设立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专项资金。龙岩市、新罗区两级政府先后投入多万元专项资金，修缮邓子恢故居、陈明故居、陈客嫲故居等，打造红色旅游路线，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至。
将我们党保护利用革命文物的主张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有利于更好保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历史博物馆陈列，以示纪念。”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开启了党领导的政权保护革命文物的先河。
年，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在《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革命文物”进行界定：“包括各类与革命运动、重大历史事件或者与英烈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类型也随之明确为革命史迹、革命实物、代表性建筑等三大类。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国家财政作保障，保护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都很充分。但在革命老区，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往往处于偏远山区，点多面广，且当地财力有限，资金缺口较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办公室主任胡健曾透露，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保护力量薄弱，一些红色文化遗存处于缺人管、少人修的境地。
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看来，一个突出短板在于相关法治建设不完善。目前，现有的一些法律规定比较笼统或滞后，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修改后的该法规定，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年）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制定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
近年来，各地掀起“红色立法”热潮。对于各地开展的“红色立法”，丁伟指出，将我们党保护利用革命文物的主张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这有利于更好保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各地探索实施产权置换、购买、以修代租等方式，对红色文化遗址予以保护
由于历史原因，不少革命文物产权归属复杂，有些为私有产权古民居，且产权分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
以山西为例。当地文物保护部门调查发现，山西红色文化遗址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个人所有。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汉琦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敌强我弱，八路军和解放军的指挥部多设在老百姓家里，且地处偏远。老百姓的民房大多都是简易的土木结构，个人修缮容易造成遗址破坏。
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因此，产权属于个人所有的红色文化遗址保护难度较大。
位于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的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旧址，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干部群众反映，省工委旧址整体建筑损毁程度较重。长乐镇政府积极对接市委组织部、市检察院、文保等单位，协同争取政府资金。镇、村将原居住村民妥善安置，并通过耐心做工作，从产权人手中长期租用房屋。目前，省工委旧址已完成修缮布展，并串联浙东清风馆形成“清风红旅”线路，焕发全新活力。
福建省文物局在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工作中也探索出不少好的做法。协调置换。如通过调查研究和反复沟通协调，争取工商部门支持，将原拟出售的古田镇工商部门旧办公楼捐赠给古田会议纪念馆，用之与国保单位毛泽东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旧址协成店进行无偿置换，使协成店产权收归国有。无偿提供。如龙岩市连城县国保单位采陔公祠，县级文保单位杨尚儒故居、江一真故居，经村“两委”牵头与产权所有人协商，都愿意无偿提供进行陈列布展。以修代租。如连城县培田衍庆堂附属房，在保护维修工程招投标前，经协商，产权所有人同意由文物部门维修后无偿提供给县文物局作为培田文物管理站办公场所。股份分红。如连城县培田村古建筑群，修缮后作为旅游参观场所开放，每年旅游总收入的10%返还产权所有人。
一些地方在红色资源保护立法时规定，“所有权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可向政府申请修缮资助，政府应当给予资助，或者通过产权置换、购买等方式予以保护”，以此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创新“说话”方式，把隐藏于革命文物中的故事讲出来、传开去，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出于安全考虑，中共四大的会场布置成了一个英文补习班，开会过程中，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代表们就会马上收起讨论的文件，拿起英文书开始上课……”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推出的短视频中，中共四大纪念馆首席讲解员王力娓娓道来。
这档名为“力量之源·红色”的项目，围绕个关键词讲述个红色小故事。视频前半段微剧情生动有趣，保安队长、保洁阿姨等纷纷出镜客串；后半段红色故事叙述严谨，由党史专家出镜解读，为大家讲述中共四大召开背景、主要成果及历史贡献等。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散发着“真理的味道”；《可爱的中国》手稿书，镌刻着党的初心使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香山示意图，勉励我们“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学史力行，鉴往知来，革命文物“会说话”，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不能因为革命文物得来不易，就让它待在库房里不见天日，那就失去了革命精神的传播意义。”在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看来，革命文物的“光彩”源自其背后承载的精神内核。比如，纪念馆里一个看似普通的碟子，是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精神的写照。“它是周恩来用来盖茶杯的，原有的杯盖不小心被碾碎后，他舍不得扔掉茶杯，就用这个办法将就用下去。”
“工农劳苦群众解放万岁”“男女平权，实行8小时工作制”……在江西于都，推开客家风格的土楼大门，一条条红军标语，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火红的记忆。
“于都是红色标语的资源库，留存标语多达多条。”于都县博物馆陈列部主任谢称英介绍，“标语使用最简单、最直接、最生动的语言，为我们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由于标语大都用炭笔、毛笔等写在农村土房墙面，房子年久失修，标语风吹日晒，不少民间守护人自发投入维护。政府将维修好的革命遗址交给近百位守护人使用管理，给予适当补助，守护人通过讲解等工作获取一定收入，红色遗址重现生机。
“要让革命文物活起来，就要加强策划，把隐藏于革命文物中的故事讲出来、传开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表示，应注意利用新科技，创新展示手段，多办精品专题展览，增强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的生动性、参与性和体验性。
近年来，我国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不少红色圣地成为人们假日旅游必去的网红打卡地，今年红色旅游更是呈现火爆之势。“红色旅游，形式在旅游、特色在红色、本质在精神，红色之旅实际上是一场精神之旅。而革命文物是红色旅游的核心要素，只有把革命文物保护好，才能使红色旅游发展好。”康彦新说。（本报记者韩亚栋管筱璞）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