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关中文物的江苏人毕沅 [复制链接]

关中曾是历史上十三朝的立都之地，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近两千年之久，所留存的文物古迹不可胜数。历代对古物和古物的重视程度不同，保护情况也就不一样。但主要是以官府保护为主，辅之以私人保护。

在关中文物保护史上涌现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对关中古物古迹的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贡献最大的应该是清朝乾隆年间的陕西巡抚毕沅。

毕沅是江苏太仓人，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年）的状元。他一生为官四十余载,其中任职陕西就长达十四年，这也是他一生的辉煌时期。

毕沅是一位学者型政治家，西安关中书院是传承“关学”的一处文化教育机构，自北宋的关学鼻祖张载发其端，到明朝冯从吾倾全力创办的首善书院，明末已经成为传播关学思想的重要基地，终因这里的清议之风不见容于魏忠贤阉党，被查禁关闭。

清初，陕西巡抚贾汉复在原址重建关中书院。但因清初清政府担心学者士子通过书院传播反清复明的思想，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使得教育也逐渐陷入沉寂。到了乾隆四十年，关中书院几近荒废。

毕沅却十分看重“关学”的价值，他到任不久，即不避嫌疑，广求社会贤达，重新修复关中学院，同时，利用自己的名望，延请教席。在政事之余，他还亲自前往授课，使这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关学重镇重放异彩。

毕沅对历史文化遗产十分热爱，他在主政政陕西十数年的时间里，保护帝陵、修葺碑林、编纂志书，为陕西文物的管理保护以及后世历史考古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的西安碑林，能较完整的保存到现在，与毕沅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西安碑林发端于宋，当时由于无人管理，珍贵的汉唐碑碣有的被人拿去做砖甓，有的用于修桥，遭到人为的破坏非常严重；元代时，碑林的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年)，发生关中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断裂。

毕沅到任陕西后，率同僚到碑林视察，只见房屋倒塌，碑石横卧于荆榛瓦砾之间，环顾四周，满目荒凉，这使他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与同僚合义，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碑，编目著录，组织石刻陈列，建立管理机构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护碑林。他又花费巨资，收集散落民间的汉唐碑碣，汇集于西安碑林。

曾有一个英国人在西安发现了一块有名的“石经”，起先买通守护人，想得到一块“石经”复制品，后英国人贪心不足，想出巨款偷买真品运回英国。守护人知道毕沅酷爱金石，并且办事严格认真，怕出麻烦，将此事上报毕沅。

毕沅知道后很生气，骂洋人无视中国，不识好歹。当机立断，把这块“经石”运回西安碑林，加以保护。当时的人们夸赞“毕大人有令，洋人不敢胡弄”。

清初，西安城墙因风吹雨淋等自然原因造成的毁损状况逐渐加剧。乾隆四十四年（公元年），毕沅会同陕甘总督勒尔谨对西安城墙状况进行了一次比较详细的勘查。乾隆四十五年三月，毕沅前往苏州觐见乾隆皇帝，进一步陈奏了西安城墙亟待维修的情况，并获得了乾隆皇帝的允准。

随后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起义”，维修城墙之事暂时搁浅。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毕沅首次明确以《奏修西安城墙事》为题具奏乾隆皇帝，详细禀明了西安城墙亟待维修的状况，正式请求修葺西安城墙，由此开启了大修工程的序幕。这次西安城墙维修工程共用工匠1万余人、耗时5年多、耗资近万两白银。

毕沅对西安城墙最突出的成就是改善了城墙的排水系统。清朝以前的城墙排水系统不畅，大雨极易对墙体造成侵蚀，也危及到城墙的稳固。毕沅使用的方法是，将城墙城顶用3层城砖墁砌，俗称“海墁”。统一向内倾斜10-15°，每隔60米左右修建流水槽，整座城墙共修建了多个流水槽。这些流水槽使城墙顶部的雨水及时排出，有效保护了城墙。

毕沅在陕西任职时，听说有人在集市上兜售青铜器，似乎是古物。毕沅酷爱金石，且有一定研究。当天就以古董商的身份在一家车马店里找到那位兜售青铜器的任姓农民。

任姓农民带来大大小小青铜器几十件，这些青铜器无论个头还是纹饰造型，都非常罕见，最主要的是青铜器上刻有铭文。通过了解得知，任姓农民来自扶风任家村，这批青铜器是从自家地里挖出来的。

随后，在毕沅的巧妙周旋下，这批青铜器的大部分被送到了紫禁城，献给了乾隆皇帝。乾隆帝非常喜欢这批青铜器，于是赐给任姓农民“皇恩浩荡”题字，并免除任家世代的苛捐杂税。

毕沅也给任性农民题写了一块匾额“百万之富”。据任家后人介绍，乾隆皇帝和陕西巡抚毕沅的两块匾额遗址被任家珍藏，文革中被毁。在关中乡间，关于毕沅保护文物的故事还有很多。

毕沅陕西任职14年间，几乎游遍了三秦大地的山山水水、城廓庙宇、宫室园圃，对陕西古迹倾注了全付心血，在调查了解古迹之后，提出了保护陕西古迹的一套办法。

他与同僚集议保护位于陕西境内的古陵园和重要历史建筑的办法。他要求：“令各守土者，即其邱陇茔兆，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并筑券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食，春秋享祀，互相稽核，庶古迹不就湮芜。”主要是划封域（范围），安立界石，设专人保护管理，以期达到古迹不被湮没的目的。

毕沅不仅奏请朝廷整修了华山西岳庙和周公墓、韩城司马迁墓和祠、杜甫祠、苏轼祠等，还重建西安灞桥而且对汉唐陵阙也进行了识别和立碑。对那些断碑残碣、石刻造像、故宫故城、城邑名胜他都苦苦辨识订正。

对于当时已不存在的遗迹、湮没的名胜，毕沅也都千方百计或佐以文献，或亲自勘察，仔细拨去历史的尘障和前人的谬讹，对于当时尚存的名胜则详加描绘留下完整的资料，有名的陵墓他均前往考古，还为全陕为数不少的历史名人墓葬题写了碑名。

今天关中地区几乎所有的皇陵以及名人墓塚前，都有毕沅所立之碑。

毕沅在陕期间，不仅仅对古物古迹进行了保护。他还调整地方机构设置，处理刑事案件，整顿吏治，大力表彰前贤，一定程度上保持了陕西的政治安定。

他到任之初，陕西遭遇了春季大旱和夏季黄河、渭河、洛河泛滥，他亲自实地勘灾，开仓放粮，使老百姓渡过难关。

他在关中地区的兴平、周至、扶风、武功等地开垦荒地八十多顷，搞好水利建设，更好的服务于当地百姓。

据《清史稿毕沅传》记述，“河、洛、渭并涨，朝邑被水。治赈，全活甚众。幕民垦兴平、周至、扶风、武功荒地，得田八十馀顷。浚泾阳龙洞渠，溉民田。”

他及其幕宾们编撰多种陕西地方府志,县志,先后编纂了《延安府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均被称为清代陕西名志。

毕沅在陕主政期间，对陕西的古物遗迹进行了系统整理，在经过大量勘察、调研、论证后，他组织编撰了有关陕西历史地理及文物古迹的书籍《关中胜迹图志》，其内容涉及陕西地区的地理、名山、大川、宫阙、寺观、祠宇、郊邑、宅第等各个方面。是了解关中古迹全貌和脉络的重要文献。

《关中胜迹图志》，全志三十卷，把陕西的古迹、逐县搜集归类，说明每处古迹来历、变化情况及现状，加上自己的见解。篇前为图，附以各府州疆域名胜图。

全书共附图61幅，其中西安府附西安府疆域图、终南山图、鸿门图、楼观图、渭河图、泾河图、龙洞渠图、仙游潭图、灵台图、汉长乐宫与未央宫图、汉建章宫图、唐西内图、唐东内图、唐南内图、唐华清宫图、辋川图、韦杜二曲图、慈恩寺图、荐福寺图、南五台图、周文王陵图、唐昭陵图、灞桥图、金锁关图，共24幅。

《关中胜迹图志》被编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以郡县为经，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迹四目为纬，而以诸图列于前，援据考证，各附本条，具有始末。”

他还编撰了《关中金石记》，记述了陕西从秦汉到金元止的碑石资料，共收集了通石碑的资料，并加了自己的考证和见解，足见匠心所到，是研究周秦汉唐史迹的重要文献。

毕沅是一位饱读诗书、酷爱传统文化的封建旧官员，生性儒雅平和。一次外出游览，路过一座佛寺，老和尚邀请他进入并热情款待他。毕沅开玩笑问道：“一部《法华经》，一共有多少个阿弥陀佛?”和尚说道：“我是荒寺的一老朽，天生愚钝。巡抚大人是天上的文曲星，自然天生慧质，请问一部《四书》，一共有多少个子曰?”毕沅语塞，愕然良久，不能回答。他佩服老和尚的机敏，于是拿自己的官俸捐给这佛寺作香火之资。

清乾隆五十年（公元年）二月，毕沅调任河南巡抚，离开了他工作生活了14年的关中。走时，他带走在关中收集的四方墓志，分别是《高福墓志》、《张昕墓志》、《孙志廉墓志》、《张希古墓志》。收藏于他江苏老家的灵岩山馆。后被抄家，四方墓志被钱塘人冯鹭亭勾去，道光六年又被嘉兴人张叔末所得。如今收藏于嘉兴新篁里。

嘉庆二年（公元1年），毕沅病逝于湖南辰州军营中，享寿67岁，归葬于灵岩山东北麓，嘉庆皇帝赐毕沅太子太保，但说他在湖广总督任内视差过多，没赐谥号。

嘉庆四年（公元年），太上皇乾隆去世，嘉庆皇帝查办和珅，并赐死。毕沅曾巴结过和珅被皇帝下令褫夺世智，籍没家产。另有一说是朝廷追究毕沅镇压白莲教不力，滥用军需而被追责。

毕沅的仕宦功名没有得到善终，但他对关中乃至整个陕西的古物古迹的保护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学问的贡献上，也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