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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在世界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西有罗马，东有长安”可谓妇孺皆知。古代都城从最初的兴建到具备基本城市功能，再到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都城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工具，是宣示王朝的合法性、实施国家权力的代表。其中的宫殿、宗庙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都城的形态和空间布局，主要是基于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汉长安城是以政治目的为主，主导思想是为强化中央集权服务，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城内很少有公民公共设施。即使有大型的活动场所，也是为达官贵族和皇室服务的场所。汉代的长安都城的规模很大，宫殿建筑都非常的高大豪华。要达到的是“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目的。
汉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令人向往的特大城市，规模庞大、政治稳定，赢得了世界的赞誉。其城周长多米，面积达36平方千米，这还不算城外的建章宫和上林苑，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汉长安城的布局与形制基本上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儒家礼制思想设计营造的，儒家思想的建城理念在汉长安城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汉长安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城墙比较平直，西、南、北三面城墙多曲折，尤其南、北城墙显得更为突出，其平面与天上的南斗星和北斗星很相似，因此长安城被称为“斗城”。《三辅黄图》云：“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
当时长安城的规划者，以天上的北斗和南斗为蓝图设计。是统治者神化皇权、神化皇帝，皇帝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披上来自于昊天上帝的外衣，来显示皇权的正当性。汉长安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布局，正是天人合一思想在都城规划中的表现。都城规划既考虑了自然地形因素，又将法天观念融入城市建设之中，以体现皇帝意志来自上天的理念。应该说汉长安城的建设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践体现。张衡《西京赋》云“揽秦制，跨周法”，正是对西汉建都战略的生动描摹。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汉长安城内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加以修葺而成的，未央宫、桂宫等都可能是利用了秦的章台和甘泉宫的旧址建造起来的宫室。《三辅黄图》云：“汉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
西汉长安城由内城和外城组成。现仍留下不少外城墙的遗迹。城墙纵剖面为梯形，上窄下宽，底部宽16米。城墙原高度在10米以上。城墙全部为版筑夯土墙，墙体坚固。城墙角有角楼建筑。城墙外侧有宽8米、深3米的壕沟围绕。都城的城壕又称御沟，这就是当时的护城河，形成了内城、外城、护城河三道防御体系。汉长安城城墙每面各开3座城门，全城共有12座城门。从考古发掘和勘探情况来看，十二个城门的大小并不完全一样，有大城门与小城门两种。每个城门都有3个门道，后代城门基本上都沿用了汉代长安城这种形式。
受到地形特点的制约，汉长安城把宫殿区建在城内的中南部，把居民区和市场设置在城的北部。城内南部的龙首原地势较高，在原上修建宫殿，既便于控制制高点，观察城内的一举一动，又有利于皇宫的安全，同时又通风防潮，使皇宫更加雄伟壮观。
长乐宫是高祖时期的主要政治活动中心。由于汉初国力虚弱，便利用秦的兴乐宫加以修缮而成，并改名为长乐宫。长乐宫东西长米，南北宽米，周长约米，占地面积约6平方千米，是长安城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宫室。从汉惠帝移居未央宫后，长乐宫在西汉一代就变成了太后之宫，然而由于西汉时期外戚专权现象严重，长乐宫的作用和地位一直不可轻视。汉惠帝虽居未央宫，但性格懦弱，经常要到长乐宫向吕后汇报国事。汉景帝时，发生吴楚等七国之乱，景帝频繁往来于长乐宫，大事都要和窦太后商量。即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田蚡囚禁灌夫之事，也要到长乐宫廷辩。西汉晚期，由于政治动乱加剧，宫廷斗争异常激烈，象征着国家政权的国玺就收藏在长乐宫的太后之处。王莽建立新朝后，在长乐宫胁迫元后把国玺交给他，元后拒不从命，最后无奈之下，义愤填膺，将国玺投之于地，导致国玺摔坏了一角。这些历史故事充分说明长乐宫在西汉时期政治上占有的重要的地位。
未央宫从汉惠帝开始成为汉长安城的中枢机构所在地，它布局呈长方形，四面筑有宫墙。东西两墙各长米，南北两墙各长米，全宫面积约5平方千米，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四面均有宫门，宫内有殿堂四十余，宫内的主要建筑物有前殿、宣室殿、椒房殿、天禄阁、石渠阁等。目前发现的建筑遗迹有未央宫前殿遗址，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约米，最高处15米。台基由南向北分为三层台面，中间台面是大朝正殿，凡皇帝登基，朝见群臣，皇家婚丧大典等当时均在此殿举行。
汉武帝时期还在长安城中营建了桂宫、北宫、明光宫。这样城内就有五座宫殿，占去了城内面积的三分之二。同时汉武帝时期还因为城内面积太小，于是在城西修建了可以度比未央宫的建章宫，规模恢宏、气势雄伟。而且为了加强与长安城内的联系，修建了能联系城内外的复道、阁道系统。
礼制建筑是都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中国古代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有效办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在修建都城时都会予以充分考虑。《墨子·明鬼下》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礼记·曲礼》也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宗庙之所以成为古代都城布局的中心，是因为古代社会是以宗法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宗主要巩固其统治地位，就必须加强本宗族的团结，而宗庙正是维系这种团结的纽带。因此宗庙不仅是这种血亲关系的象征和本族人心目中的神圣殿堂，而且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家的主要活动都在此进行，宗庙自然成为都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礼制建筑反映在都城建筑上就表现为“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西汉的礼制建筑位于汉长安城的南郊，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礼制建筑。宗庙遗址位于汉长安城西安门附近，包括12座建筑，各座建筑形式均同。辟雍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门村北。其平面外圆内方，主体建筑居中，建于圆形夯土台上。官社遗址和官稷遗址在汉长安城西南部。考古工作者在长安城的南部发现了当时的礼制建筑遗址十多处，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
汉长安城的设计理念总体上采用前朝后市的规划格局，统治中心位于中、南部，市场、民间手工作坊和闾里集中在城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长安城的规划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要求进行的，而且这样的格局不仅足以发展城内外的贸易活动，还可以连接渭河以北的五个陵邑，这些陵邑类似于长安城的卫星城，居住着多万的人口，可以延伸长安城的经济活动。
汉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布局上所表现出的崇方思想、择中观念、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棋盘式道路网，以及前朝后市和左祖右社的布局等方面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过程中有着典型意义，对后代都城的营建影响深远。汉长安城选建在宽阔的关中平原上，自然环境优越，建有高大的城墙。城墙的作用是保护统治阶级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以维护他们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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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既有宫城，还有外郭城。至今汉长安城的城墙还有不少的遗留，东南城墙保存比较完好，如今还能窥见当时的高大威严。汉长安城内道路规整，八条大街笔直宽广，或南北向，或东西向，在城内交叉汇合，形成了八个丁字形路口和两个十字形路口。八条大街长度不等，最长者达米，最短者也有米。这些大街一般宽约45米，其间有两条排水沟将大街分为平行的三条大道。中间道宽约20米，两侧道各宽约12米。中间道即“驰道”，是专供皇帝行走的，其他官吏和平民只能走两边的道路，而横穿中间的驰道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城门和宫门的保卫工作非常严格。皇宫之宿卫由卫尉、光禄勋、少府三卿负责，加上掌京城警备的执金吾，等于说是由四个部门负责皇帝之安全。宫廷之门禁更加严格，依出入者之身份不同而有不同之手续，案籍齿符，严防阑入。有罪之官员，不论其是宫内当差者或朝廷官员，皆禁止入宫。太子诸王以下至百官，出入宫门、殿门，皆得下车、马步行，否则以不敬论罪。宫门入夜关闭，虽宫内之官员、皇亲国戚，无诏不得进出。
汉长安城具有城的特征而缺少城市的特征，以维护中央集权、显示皇权威严为主。虽然有鳞次栉比的豪华宫殿建筑，然而市场的发育并不充分，都城功能并不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东、西市虽然具有重要的商业功能，但是由于城门管理严格，并非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而是为达官贵族服务的。市在西汉长安都城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而是处于次要的位置。手工业和商业多是供统治者的需要。由于汉长安城中三分之二的面积被帝王的宫殿所占有，因此城市的居住人口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尽管有36万平方千米，但只有24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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